之三十二：从川端到三岛
之三十四：いたずら
Oct
8
之三十三：吓住你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 •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 •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