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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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十：两面
高明士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但我认为后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概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高明士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但我认为后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概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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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六：型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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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九：表里
我来日本后的第一份短工，确切地说是和色情业相关的。
同学介绍了一个上海人阿平，他交给我1000张色情录像带的宣传单，让我挨家挨户的信箱投递，报酬是4000日元。这1000张全部发放完毕，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我发了三天后，因为担心违法决定辞职，但没有拿到工钱，那家伙也联系不到了。当年我步行奔波过的街市，恰好是十年后的居所，回忆起往事总有万千感慨。
这些宣传单之所以违法，是由于上面推销的全部叫做“裏ビデオ”（里录像带）。与“裏ビデオ”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市面常见的“表ビデオ”。两者都是色情录像带，区别在于性器官的直接暴露与否，以及前者违法后者合法。我给别人家里发宣传品，自己家的信箱里每天也都要被塞进几张。在那个网络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今人所说的“无码”作品需要这种直销手段。
表和里的对应，一度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热门议题。除了“裏ビデオ”，还有“裏本”，就是性器官完全暴露的色情画册。日本社会那些年曾有持续的论战，或可称之为“阴毛之争”。伊恩•布鲁玛把这当作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展现：“在大众娱乐方面，强暴、虐待狂、酷刑，所有这些都是许可的，但是官方的底线则画在阴毛的暴露上。这更令人回忆起学校老师测量学生那一头乱发的长度，而不是指点其深刻的道德信念。”
确实，我当时也对此深感不解，反正是色情片，难道在男女性器官上加上一团马赛克就会降低败坏社会风气的危险么？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释是，马赛克增加了朦胧和含蓄的气氛，符合日本的美学观念。这个说法听起来满有道理，但后来我发现他也收藏了一些“裏本”和“裏ビデオ”。
“裏ビデオ”、“裏本”的全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宣传品的时候大概是最后的辉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这团马赛克和官方斗争，换来了官方将马赛克的方块数量减少5%的“退让”。这具有一种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据什么算出了5%的数字？5%会保证公共道德的安全么？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日本的色情音像制品中有很多比那团马赛克更具威胁的东西，可那似有若无的法律就是盯着一小团马赛克。去年，李安的《色，戒》在日本公映，被定为成人限制级。有华人同事满怀期待去了电影院，后来懊恼地说：“日本怎么这样呢？居然还打马赛克！”
与色情音像制品上的表里不一类似的，是日本的色情服务业。日本法律规定不允许卖淫，一般的色情店铺禁止提供“本番”（性交）服务，可曾因“土耳其浴室”诨名引起外交纠纷的“ソープランド”却可以公开营业。“ソープランド”被日本警方称作“特殊的业务形态……容易成为卖淫的温床”，可谁都清楚，那里的“本番”是不折不扣的卖淫，何以就不违法呢？这就是表里的学问。事实上，“裏ビデオ”、“裏本”虽然名义上违法，繁华街头却经常能看到贩卖的店铺，并没有见到警方严加取缔。那些塞入住户信箱的宣传品标明了电话号码，如果警察想抓贩卖者易如反掌，而我对违法的担心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身份。
“裏ビデオ”、“裏本”的退潮，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是 DVD的普及，使得出版者得以利用高清晰的像素实现“薄马赛克”的境界，中文称之为“薄码”，比起过去录像带的视觉效果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更出现了“裏 DVD”；另一个是网络的传输，出版者在日本以外通过网络传播“无修正”（无码）影像作品，国外发送和日本国内接收都不违法，造成了“事实合法”的状态。
“裏DVD”或“无修正”作品的网络贩卖公司，多数把据点放在了美国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好玩的是其中两家著名的厂标，一个叫“虎！虎！虎！”，一个叫“神风”，搞得好像要二次进攻美国似的，可他们不远万里，不过是为了“出口转内销”罢了。
我来日本后的第一份短工，确切地说是和色情业相关的。
同学介绍了一个上海人阿平，他交给我1000张色情录像带的宣传单，让我挨家挨户的信箱投递，报酬是4000日元。这1000张全部发放完毕，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我发了三天后，因为担心违法决定辞职，但没有拿到工钱，那家伙也联系不到了。当年我步行奔波过的街市，恰好是十年后的居所，回忆起往事总有万千感慨。
这些宣传单之所以违法，是由于上面推销的全部叫做“裏ビデオ”（里录像带）。与“裏ビデオ”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市面常见的“表ビデオ”。两者都是色情录像带，区别在于性器官的直接暴露与否，以及前者违法后者合法。我给别人家里发宣传品，自己家的信箱里每天也都要被塞进几张。在那个网络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今人所说的“无码”作品需要这种直销手段。
表和里的对应，一度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热门议题。除了“裏ビデオ”，还有“裏本”，就是性器官完全暴露的色情画册。日本社会那些年曾有持续的论战，或可称之为“阴毛之争”。伊恩•布鲁玛把这当作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展现：“在大众娱乐方面，强暴、虐待狂、酷刑，所有这些都是许可的，但是官方的底线则画在阴毛的暴露上。这更令人回忆起学校老师测量学生那一头乱发的长度，而不是指点其深刻的道德信念。”
确实，我当时也对此深感不解，反正是色情片，难道在男女性器官上加上一团马赛克就会降低败坏社会风气的危险么？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释是，马赛克增加了朦胧和含蓄的气氛，符合日本的美学观念。这个说法听起来满有道理，但后来我发现他也收藏了一些“裏本”和“裏ビデオ”。
“裏ビデオ”、“裏本”的全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宣传品的时候大概是最后的辉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这团马赛克和官方斗争，换来了官方将马赛克的方块数量减少5%的“退让”。这具有一种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据什么算出了5%的数字？5%会保证公共道德的安全么？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日本的色情音像制品中有很多比那团马赛克更具威胁的东西，可那似有若无的法律就是盯着一小团马赛克。去年，李安的《色，戒》在日本公映，被定为成人限制级。有华人同事满怀期待去了电影院，后来懊恼地说：“日本怎么这样呢？居然还打马赛克！”
与色情音像制品上的表里不一类似的，是日本的色情服务业。日本法律规定不允许卖淫，一般的色情店铺禁止提供“本番”（性交）服务，可曾因“土耳其浴室”诨名引起外交纠纷的“ソープランド”却可以公开营业。“ソープランド”被日本警方称作“特殊的业务形态……容易成为卖淫的温床”，可谁都清楚，那里的“本番”是不折不扣的卖淫，何以就不违法呢？这就是表里的学问。事实上，“裏ビデオ”、“裏本”虽然名义上违法，繁华街头却经常能看到贩卖的店铺，并没有见到警方严加取缔。那些塞入住户信箱的宣传品标明了电话号码，如果警察想抓贩卖者易如反掌，而我对违法的担心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身份。
“裏ビデオ”、“裏本”的退潮，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是 DVD的普及，使得出版者得以利用高清晰的像素实现“薄马赛克”的境界，中文称之为“薄码”，比起过去录像带的视觉效果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更出现了“裏 DVD”；另一个是网络的传输，出版者在日本以外通过网络传播“无修正”（无码）影像作品，国外发送和日本国内接收都不违法，造成了“事实合法”的状态。
“裏DVD”或“无修正”作品的网络贩卖公司，多数把据点放在了美国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好玩的是其中两家著名的厂标，一个叫“虎！虎！虎！”，一个叫“神风”，搞得好像要二次进攻美国似的，可他们不远万里，不过是为了“出口转内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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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八：与地震同行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Tony Mcmichael）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不妨说说地震。
今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密集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 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划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出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这个族群的发展。托尼 •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是极其漫长的，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有恐惧，但又有茫然。此后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买点应急物资已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感，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
几天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起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船坚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警觉，或许是地震的另一个副产品吧。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Tony Mcmichael）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不妨说说地震。
今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密集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 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划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出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这个族群的发展。托尼 •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是极其漫长的，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有恐惧，但又有茫然。此后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买点应急物资已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感，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
几天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起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船坚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警觉，或许是地震的另一个副产品吧。
Sep
21
之二十七：文士与武士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 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降，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 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降，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