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十八：欺软怕硬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天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约“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需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总有点冒险。当然，我也决非在呼唤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天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约“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需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总有点冒险。当然，我也决非在呼唤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
之三十七：“美国养的狗”
夏天去横须贺看海，登上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灯塔：观音崎灯台。在顶层的平台上，能够眺望远处的东京湾入口处，两三艘巨轮正缓缓航行。旁边有一老一少日本人，老人正在讲述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海面上全是美国人的战舰，有七八十艘呢……”
他说的大概是1945年8月29日的历史现场，日本战败后，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率领第三舰队驶入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
归途中没有靠近美军基地，也无从看到第七舰队的军容（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来日不久）。不过，街边的诸多英语招牌和美式店面，显示出这里浓郁的美国氛围。前首相小泉次子的竞选宣传车驶过，高音喇叭聒噪着，仿佛在提醒大家此地是日本。
导演北野武的主业是电视明星，他在主持的一个节目里，率一干同胞和在日各国侨民大鸣大放，很有意思。这一集的主题恰好是日美关系，北野武请几位在日美国人先说说看不惯日本的地方，一位不知在东京大学留学还是授课的美国男子语出惊人：“日本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
这话似乎也只有美国人敢如此直说。北野武等日本人的脸上，霎那间有些挂不住。他问在座的其他外国人：“赞同的请举手。”结果，呼啦啦一片手臂的森林举起，两三个伊朗人更是恨不得手脚并用。好在接下来“认为自己的国家也是美国养的狗”的问题，亦博得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侨民的认同，多少让日方挽回了一点颜面。接下来，北野武等人展开讨论，一系列的论据拿到了桌面上，表明若依照现行国际法的定义，日本至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
当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要向驻日美军支付一定的防务费，这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费，只不过数额越来越大，去年涨到了2000亿日元。北野武不仅愤愤然：这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若说美军的正常活动开支倒也罢了，前几年一名澳洲妇女在日本被美军强奸，日本官方出面给了一笔“慰谢料”（赔偿金），连这个钱也要代付委实离谱。在日美军强奸案多年来屡有发生，但日方很难对美军嫌疑人实施调查和逮捕，因为对方拥有治外法权。美军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免费，车牌自成体系，发生事故日本警察无权过问……据说美国政府每年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要求日方“改善”的各种事项，甚至具体到手机更换签约公司后可以免费保留原号码（过去不可以，需要缴费）。
美日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虽然还谈不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步，但有点类似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国架构。在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中，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国家安全，但并不深入干涉或全部包揽其内政外交，只要求藩属国“事大以诚”。日本今天的境遇，乖乖掏钱买单，忍受治外法权，采纳被“建议”诸事，却维系着“盟友”的招牌，堪称一种实质性的“事大”。明治维新的豪杰们殚精竭虑，要让日本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可惜一百多年后，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当然，这也算是咎由自取。
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夏天去横须贺看海，登上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灯塔：观音崎灯台。在顶层的平台上，能够眺望远处的东京湾入口处，两三艘巨轮正缓缓航行。旁边有一老一少日本人，老人正在讲述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海面上全是美国人的战舰，有七八十艘呢……”
他说的大概是1945年8月29日的历史现场，日本战败后，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率领第三舰队驶入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
归途中没有靠近美军基地，也无从看到第七舰队的军容（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来日不久）。不过，街边的诸多英语招牌和美式店面，显示出这里浓郁的美国氛围。前首相小泉次子的竞选宣传车驶过，高音喇叭聒噪着，仿佛在提醒大家此地是日本。
导演北野武的主业是电视明星，他在主持的一个节目里，率一干同胞和在日各国侨民大鸣大放，很有意思。这一集的主题恰好是日美关系，北野武请几位在日美国人先说说看不惯日本的地方，一位不知在东京大学留学还是授课的美国男子语出惊人：“日本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
这话似乎也只有美国人敢如此直说。北野武等日本人的脸上，霎那间有些挂不住。他问在座的其他外国人：“赞同的请举手。”结果，呼啦啦一片手臂的森林举起，两三个伊朗人更是恨不得手脚并用。好在接下来“认为自己的国家也是美国养的狗”的问题，亦博得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侨民的认同，多少让日方挽回了一点颜面。接下来，北野武等人展开讨论，一系列的论据拿到了桌面上，表明若依照现行国际法的定义，日本至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
当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要向驻日美军支付一定的防务费，这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费，只不过数额越来越大，去年涨到了2000亿日元。北野武不仅愤愤然：这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若说美军的正常活动开支倒也罢了，前几年一名澳洲妇女在日本被美军强奸，日本官方出面给了一笔“慰谢料”（赔偿金），连这个钱也要代付委实离谱。在日美军强奸案多年来屡有发生，但日方很难对美军嫌疑人实施调查和逮捕，因为对方拥有治外法权。美军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免费，车牌自成体系，发生事故日本警察无权过问……据说美国政府每年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要求日方“改善”的各种事项，甚至具体到手机更换签约公司后可以免费保留原号码（过去不可以，需要缴费）。
美日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虽然还谈不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步，但有点类似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国架构。在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中，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国家安全，但并不深入干涉或全部包揽其内政外交，只要求藩属国“事大以诚”。日本今天的境遇，乖乖掏钱买单，忍受治外法权，采纳被“建议”诸事，却维系着“盟友”的招牌，堪称一种实质性的“事大”。明治维新的豪杰们殚精竭虑，要让日本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可惜一百多年后，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当然，这也算是咎由自取。
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之三十六：性虐
2006年文仁亲王（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诞下日本皇室四十一年来首位男丁那天，我和友人约在上野附近吃饭，店主贴出半价的告示，因为皇室男嗣后继乏人的难题终于暂时得到了解决，不用为是否拥立女天皇而头疼了。
日本历史上曾有代理性的女天皇，但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得女天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虽已不再是“现人神”，天皇传统上还担负着祭司的职责，目前每年仍要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因为经血缘故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难以从事此职务。说这些并非为了谈论天皇制，而是意在探讨对女性的视点，由此谈谈日本的性虐待影像作品。
音像出租店内，都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单间，专门摆放AV（色情电影）；软色情电影则可以和普通影片同列，但要表明限制级别。两类作品中，大抵都有SM专栏，即性虐待题材。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所谓“绳缚”，照片上的裸体或半裸女子被绳索捆绑成各种姿态。
粗略而言，日本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通过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也算不上主流，它更看重的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或者是“安心”。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到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这种针对女性的看法存在于很多文明之中。在中国，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提到守城者面对叛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朝城下撒尿或扔染有经血的污物，使叛军的炮火失准。类似的说法，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尚且流传甚广。现代日本的AV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而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值得一提的是，音像制品架子上与性虐待相伴的栏目常常是强奸。强奸是性的暴力，但在此题材影片中，仿佛着重强调的是女性放弃了抵抗，反而显现出对性和暴力侵犯的需求。她的面部表情是痛苦的，不过与其说痛苦来自被强迫的性，不如说在力不从心地抵御自己身体内部的“恶灵”，当然最后免不了失败。同样，男性的性暴力得逞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女性肉体的征服，不如说是通过侵略性的“反击”验证了女性的“危险”。
（插一段题外话。对于日本SM的“绳缚”，有人称源自日本古典“紧缚术”，是“日本多种高深的精神修习方式中的一种，被视为一门艺术，是对束缚肉体，解放灵魂的精神寄托。用麻绳将身体紧紧捆绑，以此寻求思维和冥想的开阔和无穷。”这是又一个日本式过度阐释的例子。假如要为这种行为寻找源流的话，应该指向原始宗教中自我折磨伤毁的忏仪。）
谈性虐待，还有一类精神上的略加补充。这类片子的主题包括女性在公众场合裸身或性事，在亲友（多属表演性）面前媾合等等。不论女性是否自愿，它的暴力是精神层面的，是以对“耻感”的打破来取悦观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再次验证了前述的观点：女人能够为了身体内部潜伏的欲望，出卖自己的羞耻之心。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作“ソフトSM”（轻度性虐待），在一般的娱乐性报刊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有关“SM美学”的论述与表现，首推官能文学作家团鬼六，其近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花与蛇》系列，或可作为欲窥门道者的参考。但是，在观看的时候，不妨想想伊恩•布鲁玛的一个提问：“在这样的娱乐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2006年文仁亲王（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诞下日本皇室四十一年来首位男丁那天，我和友人约在上野附近吃饭，店主贴出半价的告示，因为皇室男嗣后继乏人的难题终于暂时得到了解决，不用为是否拥立女天皇而头疼了。
日本历史上曾有代理性的女天皇，但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得女天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虽已不再是“现人神”，天皇传统上还担负着祭司的职责，目前每年仍要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因为经血缘故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难以从事此职务。说这些并非为了谈论天皇制，而是意在探讨对女性的视点，由此谈谈日本的性虐待影像作品。
音像出租店内，都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单间，专门摆放AV（色情电影）；软色情电影则可以和普通影片同列，但要表明限制级别。两类作品中，大抵都有SM专栏，即性虐待题材。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所谓“绳缚”，照片上的裸体或半裸女子被绳索捆绑成各种姿态。
粗略而言，日本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通过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也算不上主流，它更看重的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或者是“安心”。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到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这种针对女性的看法存在于很多文明之中。在中国，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提到守城者面对叛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朝城下撒尿或扔染有经血的污物，使叛军的炮火失准。类似的说法，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尚且流传甚广。现代日本的AV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而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值得一提的是，音像制品架子上与性虐待相伴的栏目常常是强奸。强奸是性的暴力，但在此题材影片中，仿佛着重强调的是女性放弃了抵抗，反而显现出对性和暴力侵犯的需求。她的面部表情是痛苦的，不过与其说痛苦来自被强迫的性，不如说在力不从心地抵御自己身体内部的“恶灵”，当然最后免不了失败。同样，男性的性暴力得逞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女性肉体的征服，不如说是通过侵略性的“反击”验证了女性的“危险”。
（插一段题外话。对于日本SM的“绳缚”，有人称源自日本古典“紧缚术”，是“日本多种高深的精神修习方式中的一种，被视为一门艺术，是对束缚肉体，解放灵魂的精神寄托。用麻绳将身体紧紧捆绑，以此寻求思维和冥想的开阔和无穷。”这是又一个日本式过度阐释的例子。假如要为这种行为寻找源流的话，应该指向原始宗教中自我折磨伤毁的忏仪。）
谈性虐待，还有一类精神上的略加补充。这类片子的主题包括女性在公众场合裸身或性事，在亲友（多属表演性）面前媾合等等。不论女性是否自愿，它的暴力是精神层面的，是以对“耻感”的打破来取悦观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再次验证了前述的观点：女人能够为了身体内部潜伏的欲望，出卖自己的羞耻之心。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作“ソフトSM”（轻度性虐待），在一般的娱乐性报刊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有关“SM美学”的论述与表现，首推官能文学作家团鬼六，其近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花与蛇》系列，或可作为欲窥门道者的参考。但是，在观看的时候，不妨想想伊恩•布鲁玛的一个提问：“在这样的娱乐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之三十五：拉面王之死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通常700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的确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辞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去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你平时吃什么？”武内伸说是拉面，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吃，他回答“我是职业拉面评论家”，令医生哑口无言。以身殉拉面，武内伸或许算是死得其所吧。
世人多以为日本饮食口味清淡，实际上绝大多数拉面既咸且油；世人多说日本文化以简约为特色，拉面文化却极其鼓吹种类繁复之能。
拉面的面多半很便宜，一碗分量的便宜者不过几十日元，其要点在于汤。一般而言，拉面的汤多以猪骨、鸡骨大火长时间熬制，最受推崇的是乳白色的浓汤，所谓 “浓厚豚こつ”。每家店都强调自己的汤与面如何别具一格，但原材料的高度同一性决定了结果的大同小异。在那些介绍拉面的书籍里，“独特”的拉面简直如日本的神祇（“八百万神”之说），教人眼花缭乱。我没有武内伸阅面无数的资历，仅就个人经验来说，对此颇不以为然。
日本人承认拉面源于中国，但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底的日本式食品，这话没错。可要把它上升到天花乱坠的“道”的境界（有“面道”一词），就有点儿滑稽。面道和花道、茶道等等一样，都是过度阐释出来的空洞理论。用大剂量的褒美之辞，佐以琐细的门类流派划分，加上自己信以为真的虔诚，就成了“道”。惊鸿一瞥般的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却有敏锐的直觉，他的随感中论述日本饮食的两则，题目分别是《没有中心的菜肴》和《空洞》。拉面的唯一功能就是暂时填补我们肠胃的空洞，可坦率地说，每当我中午吃过拉面，往往临近黄昏就再次感到了空洞的存在。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通常700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的确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辞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去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你平时吃什么？”武内伸说是拉面，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吃，他回答“我是职业拉面评论家”，令医生哑口无言。以身殉拉面，武内伸或许算是死得其所吧。
世人多以为日本饮食口味清淡，实际上绝大多数拉面既咸且油；世人多说日本文化以简约为特色，拉面文化却极其鼓吹种类繁复之能。
拉面的面多半很便宜，一碗分量的便宜者不过几十日元，其要点在于汤。一般而言，拉面的汤多以猪骨、鸡骨大火长时间熬制，最受推崇的是乳白色的浓汤，所谓 “浓厚豚こつ”。每家店都强调自己的汤与面如何别具一格，但原材料的高度同一性决定了结果的大同小异。在那些介绍拉面的书籍里，“独特”的拉面简直如日本的神祇（“八百万神”之说），教人眼花缭乱。我没有武内伸阅面无数的资历，仅就个人经验来说，对此颇不以为然。
日本人承认拉面源于中国，但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底的日本式食品，这话没错。可要把它上升到天花乱坠的“道”的境界（有“面道”一词），就有点儿滑稽。面道和花道、茶道等等一样，都是过度阐释出来的空洞理论。用大剂量的褒美之辞，佐以琐细的门类流派划分，加上自己信以为真的虔诚，就成了“道”。惊鸿一瞥般的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却有敏锐的直觉，他的随感中论述日本饮食的两则，题目分别是《没有中心的菜肴》和《空洞》。拉面的唯一功能就是暂时填补我们肠胃的空洞，可坦率地说，每当我中午吃过拉面，往往临近黄昏就再次感到了空洞的存在。
之三十四：いたずら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号码，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作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作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需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去年发生14567件，比前年增加一成。但这是警方立案的事件，大约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作“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号码，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作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作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需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去年发生14567件，比前年增加一成。但这是警方立案的事件，大约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作“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之三十三：吓住你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 •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 •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之三十二：从川端到三岛
这可不是针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两位作家的文学评论。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开心），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断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去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20年生命的女子，以及其张扬的方式宣称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这可不是针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两位作家的文学评论。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开心），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断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去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20年生命的女子，以及其张扬的方式宣称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之三十一：铁男铁子
“铁男”不是石油工人，“铁子”也不是好朋友（东北方言，“铁”比喻关系亲密），他们是爱好迷恋铁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现象是“铁子”的急剧增加。从普通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如数家珍的铁路站名、列车型号，实在教人有点吃惊。在刚刚结束的铁道知识大赛中，1000道问题有九人全对，其中女性占据七席。事实上，日本人对铁道的无尽热爱，在书店、图书馆中和电视节目里都有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
来日本那年乘地铁，瞥见广告上说翌年是日本地铁开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国，很是感慨了一回。1927年啊。几年后的住处附近小公园里，有一辆旧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实物，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早年东京至横滨的机车。夜里，我偶尔散步路过，会在它周围徘徊片刻，思忖它驶过了怎样的历史烟尘。
来日后看到针对日本男中学生的调查，说孩子们长大后的第一志愿是电车（今日的列车基本已经电气化）的驾驶员，这也曾让我感到震撼。电车驾驶员的理想无疑比做官发财更显温暖，虽然这个行业的收入也还不错，按去年统计平均年薪641万日元，在主要职业中排行第19位。不过，我想这么多男生，以及那么多女子对铁道、列车充满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原因肯定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和列车就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史进程。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啻真理。立志维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铁路建设。日本第一条铁路由东京至横滨，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户。政府还鼓励私人兴建铁路，出现铁路投资热潮，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经拥有1400英里铁路，40%为政府投资经营，60%属于私人。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却被清廷赎回拆除。两相对照，夫复何言？历史此后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图谋恢复，还是把交通建设定为基础，故有新干线的问世；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长期忽略交通建设，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症结造成大量无畏损耗。
铁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划时代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过分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乃至社会行为方式。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从德川时代到现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直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铁路运营的投诉，还主要是误点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带动了整个社会遵守时间观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时间观念，它的变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变。在日本，通过铁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时出发抵达，哪怕就是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种因阻塞而难以守时的交通状况，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失败。
如今，日本拥有遍布全国的细密铁道网，每年输送人数比中国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国总和的二倍，号称“铁道王国”。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却有如此之高的铁路载客量，中国人尤其应该深思缘由。本来，东北以辽宁沈阳为核心，在日本殖民时期建成了中国密度仅见的铁道系统，可能发展出类似日本都市地带电车线路的运行体系。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路非但没有走下去，反而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和奔驰其间的流水般的“私家车”。
将来某一天，我会离开日本，最令人怀念的两样事物之一，就是那铁道与列车组成的交通网络。当然，也会有遗憾，即始终没能实现一次“青春十八”的远途旅行。顾名思义，“青春十八”饱含着青春的气息，它能让你凭借一张低廉的车票，以不断换乘的方式实现从北海道到九州的自由游历。我曾多次想象：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吾欲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可惜，青春如梦。
“铁男”不是石油工人，“铁子”也不是好朋友（东北方言，“铁”比喻关系亲密），他们是爱好迷恋铁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现象是“铁子”的急剧增加。从普通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如数家珍的铁路站名、列车型号，实在教人有点吃惊。在刚刚结束的铁道知识大赛中，1000道问题有九人全对，其中女性占据七席。事实上，日本人对铁道的无尽热爱，在书店、图书馆中和电视节目里都有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
来日本那年乘地铁，瞥见广告上说翌年是日本地铁开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国，很是感慨了一回。1927年啊。几年后的住处附近小公园里，有一辆旧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实物，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早年东京至横滨的机车。夜里，我偶尔散步路过，会在它周围徘徊片刻，思忖它驶过了怎样的历史烟尘。
来日后看到针对日本男中学生的调查，说孩子们长大后的第一志愿是电车（今日的列车基本已经电气化）的驾驶员，这也曾让我感到震撼。电车驾驶员的理想无疑比做官发财更显温暖，虽然这个行业的收入也还不错，按去年统计平均年薪641万日元，在主要职业中排行第19位。不过，我想这么多男生，以及那么多女子对铁道、列车充满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原因肯定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和列车就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史进程。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啻真理。立志维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铁路建设。日本第一条铁路由东京至横滨，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户。政府还鼓励私人兴建铁路，出现铁路投资热潮，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经拥有1400英里铁路，40%为政府投资经营，60%属于私人。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却被清廷赎回拆除。两相对照，夫复何言？历史此后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图谋恢复，还是把交通建设定为基础，故有新干线的问世；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长期忽略交通建设，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症结造成大量无畏损耗。
铁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划时代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过分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乃至社会行为方式。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从德川时代到现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直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铁路运营的投诉，还主要是误点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带动了整个社会遵守时间观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时间观念，它的变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变。在日本，通过铁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时出发抵达，哪怕就是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种因阻塞而难以守时的交通状况，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失败。
如今，日本拥有遍布全国的细密铁道网，每年输送人数比中国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国总和的二倍，号称“铁道王国”。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却有如此之高的铁路载客量，中国人尤其应该深思缘由。本来，东北以辽宁沈阳为核心，在日本殖民时期建成了中国密度仅见的铁道系统，可能发展出类似日本都市地带电车线路的运行体系。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路非但没有走下去，反而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和奔驰其间的流水般的“私家车”。
将来某一天，我会离开日本，最令人怀念的两样事物之一，就是那铁道与列车组成的交通网络。当然，也会有遗憾，即始终没能实现一次“青春十八”的远途旅行。顾名思义，“青春十八”饱含着青春的气息，它能让你凭借一张低廉的车票，以不断换乘的方式实现从北海道到九州的自由游历。我曾多次想象：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吾欲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可惜，青春如梦。
之三十：两面
高明士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但我认为后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概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高明士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但我认为后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概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之二十六：型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