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 26
日本杂议之十二:痴汉
  痴汉者,盖公然猥亵他人之徒也。一个“痴”字,既有对智商的嘲讽,又兼对恶习的批判。不过,日本某网站做线上民调,坦诚自己是痴汉的有56人,否认的712人,这个比例并不算小。前面说过少女的“援助交际”现象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扩散,这个痴汉行为也从稍晚的千禧年前后出现大幅增长。仅以东京警视厅的统计来看,2004年在(轻轨)电车、地铁内破获的痴汉事件共2201件,约是 1996年的三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士,想必会对这十来年的变迁痛心疾首。
  通常所说的痴汉,就是在交通工具内对异性上下其手的色狼,当然据说也有少年男子受害。和一般偷偷摸摸的罪案不同,这类在公交车厢内的犯案,要点是周围人越多越好,方便混水摸鱼,也令受害者害羞而不愿声张。所以,痴汉多发的地点,往往在载客量最大的线路;多发的时间,以早晚高峰期间为主。当年,日方邀请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中国爱国者来访,特意安排了搭乘早班电车,体验所谓“通勤地狱”并日本劳动人民的辛苦。我觉得可惜的是,他们没能目击一次痴汉事件。
  东京地区痴汉事件发案率最高的三条线路,分别是琦京线、中央线和山手线,其中以琦京线为最,一条线占了三分之一。我恰好要乘琦京线上班,转眼间经过了十一年,颇有一些“眼福”。被女孩子紧紧抓住,站务员将其带走的见过三四次,女子在站台上狂追奔跑男子的也有过几次(双方的速度均宛如大赛),有痴汉行为但女方隐忍不发的就更多了。一位看上去精神状态异常的中年男人,似乎专门在傍晚高峰期挤车,而且有选择性地挑拣附近站有年轻姑娘的门口。我已经记住了他的相貌,目前好像仍逍遥法外。这样的痴汉可能因看得出神智有异的缘故,非但女方不敢反击,旁边的人亦不愿多管闲事,堪称明目张胆。我还见过在空荡车厢中,一病态男子偏要贴近车门边的女孩,以手臂将其包围。这种情况下,女方只有忍耐两三分钟,于次站下车躲开。日本法律虽规定,痴汉若猥亵罪成,要被判处半年到七年的刑期及罚款,可对心智不健全者恐怕全无威慑。
  痴汉固然可恶,但更可怕的是被人误认为痴汉,近年来成为日本社会备受争议的“痴汉冤罪”话题。日本司法奉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有痴汉这儿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旗号搞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如果某女性咬定你是痴汉,你就只有自认倒霉。一旦被抓,首先是72小时的逮捕和可长达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还得服刑。一位上班族因有损名誉和旷工,失去工作与婚姻的概率很大,说摧毁人生并不为过。一些拒绝承认有过猥亵行为的人诉诸法律寻求清白,但长达一两年的诉讼后,纵然胜诉亦得不偿失,据说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坦言之,痴汉这个帽子只要被扣上,就是不“痴”,也要闹到你“痴”。
  误认痴汉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一是因过分拥挤贴着异性身体,尤其是那些穿着性感暴露的女孩儿,导致男性正常生理反应;二是有些女性心理敏感阴暗,讨厌(中年)男性体味或视线;三是恶意诬告,意图谋取赔偿金。去年大阪曾有一桩诬告案,女方还有同伙充当“证人”,但后来良心发现撤诉,否则那人真是百口莫辩。类似冤案争议越来越多,有被诬者和律师组织起来,誓言要维护权益,却远非易事。为缓解痴汉现象和冤案,有的线路设立了一节女性专用车厢,可并无多大效果。有人呼吁实现男女分车,或车厢内安装摄像机,但成本过高,又如何能入得了公交企业经营者的法眼?
  身处最惊险的盛产痴汉琦京线,我只有两点心得:一,两手不能空,最好高举抓住吊环;二,离女人远点,尽管老爷们儿聚一块儿感官不适。总之,警惕性一定不能少,痴汉之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不,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一位34岁的警官因痴汉被迫退职,换得不起诉。
  日本色情业中有一种店铺,顾客在装扮成车厢的房间内猥亵女性,有说法认为这能缓解痴汉冲动。可是自掏腰包的安全交易,哪里还有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激呢?套用流行句法,人家摸的不是大腿或屁股,摸的是寂寞啊。
Aug 25
日本杂议之十一:暗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萨殊利讲过一个中日高铁谈判过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当,一位日本专家悄声对他说:刚才那位是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讲话不方便。
  高铁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商业与技术合作,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试图监控谈判过程的立场。事实上,对于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日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警觉。表面上的“友好”说辞,并不足以掩盖其内心的戒惧。谁要是信以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厅的白皮书有很清楚的立场。“公安维持与灾害对策”(日语中的“公安”一词大体等于汉语的“国家安全”)一篇里,第五节题为“对日有害活动的动向和对策”,列举了几项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要点。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鲜莫属,其次就是中国。白皮书说中国利用派遣留学生、交流研究人员等手段,“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日方对此类“(违法行为)要给与严正取缔”。
  其实,“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是日本同样针对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会不时接到日本有关部门人士的邀请,有礼貌地请“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一位从事科技研究、又任职于侨团的中国人说,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门口等他下班,就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诱惑或哄骗之下,有的中国人成了对方的帮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很重视中国西南的核研究及军工产业状况。于是,在电视台的直播间,日本主持人请来一位身材肥硕的中国妇女打电话给绵阳某单位,据说那个号码属于机密的某核研究机构。妇人得令,当即拨通了号码,中方没说什么就挂断,她还似乎因没有完成任务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开发行的白皮书,提醒着日本公众注意中国的“对日工作”危险,却当然不会提及日本的“对华工作”。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舆论说他们是“测绘”,好像仅仅是行万里路的地理爱好者罢了。这种巧舌如簧在白皮书里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把右翼声援藏独、阻挠长野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首脑访日的种种活动都归在了“和平运动”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现场,我都曾亲见。特别是在长野,穿着二战旧式军装的男子振臂高呼:“杀死中国人!”在他们挑起的拳脚冲突中,有中国留学生流血受伤。原来这一切皆属于“和平运动”,教人不仅哑然。
  我提起这些并不带半点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实话实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客观状态。“世代友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口号毕竟是口号,真相到底如何心里必须清楚。虽然日本人总被指责虚伪不实(这可是有传统的,《旧唐书》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不以实对”),但警察厅的这本白皮书倒蛮坦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好面子,好话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飘飘然当真,所以正视这种坦诚很有必要。
  白皮书统计去年日本右翼组织针对外国的敌视活动,按国别区分的话,矛头指向中国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动员了10000余人和2500多辆汽车,远远领先于对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规模。警察厅的说法是北京奥运等因素使然,但实际上,这折射出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约翰 •W.道尔在《拥抱战败》写到,昭和天皇关注的是“为什么战败”而非“为什么开战”,问结果而不问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思维。日本人感到了深重的不安,却很少考虑他为什么会不安。
  顺便提个小花絮,每年的8月9日是日本右翼一定要纪念的“反俄日”。为何定在这天,不妨考考大家的现代史。
Aug 25
日本杂议之十:杀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 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说回味太不厚道)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 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件,几乎占到了一半。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也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图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件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正符合奥威尔的标准)轰动一时。一件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199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其实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儿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处,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爆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肇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频发的根源。
Aug 22
日本杂议之九:弃老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的弃老,有的溺婴。
  有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也曾有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也曾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十八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在日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者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耐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老人的这种“元气”(健康),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当代日本社会仍盛行的弃老之风。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赡养,自然要继续打拼或自我照顾。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看护产业。入住的老人多数并非没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过着独立的家庭生活,来往有限。在经济上,老人如果没有资产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积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业。
  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一位刚满百岁的老妇,她还守着自己开的一件杂货店,每天上货记账。百岁生日这天,子女们没有人来看望,只有远在外地的孙子打了个电话:“要努力啊!”
  “对。要努力。”颤颤巍巍的人瑞回答。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场景怕是不可思议吧。
Aug 21
日本杂议之八:浪费
  
  日本商家贩卖的成品食品,一定带有“赏味期限”的标签,如果临近就只好降价,过期则只能扔掉,否则便会惹来麻烦。近年来,有几家企业曾经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比如著名的糕点制造商不二家,因为使用了超出“赏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誉和业绩都备受打击。
  然而,“赏味期限”的约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丢弃,无疑是一个更加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体的统计表明,日本每年已经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达2000 万吨。食品学家说,一个若活到80岁,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饮水)大约20余吨。也就是说,日本一年的报废食品,或可以养活100万人。全世界有数亿人挨饿,每年几百万儿童饿死,那些食品的结局真是可惜。
  上学时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张在便利店打工,时常拿回过了“赏味期限”的盒饭、面包等食物,据说是店长免费赠送的。我也跟着蹭过一些,味道什么的根本没太在意,甚至还吃得满香。有研修生也讲过她们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废品存放处,拿被摆放在那儿的过期盒饭,有时还会遇到同样去觅食的流浪汉。所以,有人提出在“赏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谓“赏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证,而 “可食”意味着虽然味道不那么新鲜,但还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们吃的就属于“可食”。这个建议理论上讲不错,但对商家而言,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况且, “可食”的界定比较微妙,万一出了纰漏,商家必定不愿承担责任。
  于是,“赏味期限”标签下的浪费似乎只能继续。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随代表团访问中国,下榻北京某饭店。不久,代表团要求女士们在扔掉自己穿过的长筒袜时,必须附一张纸条写着“不要了”。原来,有的女团员把袜子扔掉后,竟然被饭店的服务人员洗熨干净,平平整整地送了回来。这位女士说,这个经历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毕竟是了不起的中国啊”,她为“日本人太不节俭”感到惭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到快餐店打工,对制作三明治时把面包的周边全部切掉扔进垃圾箱极为看不过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为“因为你们中国贫穷”。
  日本历史上,节俭也是被称道的传统美德。但是,身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现代商品社会,节俭意识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蚀。长筒袜的那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不管是在中国或日本,都只剩下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里,环保、节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号比比皆是。客观地说,日本这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最简单的莫过于垃圾分类。但是,所见所感又让人对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窦:与其作秀般的鼓吹环保,何不减少些实实在在的浪费呢?在绝大多数车站,自动扶梯时刻空转着;在团地的公寓里,成百上千的灯火彻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货商场内,冷气足以让人打个哆嗦;在商品货架上,一次性的各类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地球的资源有限,有人占有得多,有人就得减少。要想多占的办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夺,也可以凭借“商业”交易换取。日本人所维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实际上同样是以贫困地区人们的艰辛饥饿作为代价。对他们的最大援助不是贷款或赠物,可能只要多一点节俭,少一点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逐,效果说不定更好。不过,人类世界是残酷的,因为人难免自私,谁也不愿主动降低自己的物质享受水平。就像捕鲸,无论如何,日本人会坚持到底,并振振有词:凭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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